证券金融论文：基于穷人信贷权的小额信贷瞄准机制及其偏差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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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额信贷商业化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仍然肩负扶贫使命的小额信贷持续成长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抵消至少缓和高成本压力；对于穷人的赋权与发展问题，各种探求都应有积极意义。在承认小额信贷服务于穷人仍有价值的同时，穷人公平、平等地使用信贷资金等扶贫资源以及享受相关权益应该进入我们的研究及行动视野。

　　
　　一、 信贷权是穷人的基本人权
　　
　　贫困，作为著名的“三P”（Population、Poverty、Pollution）问题之一，严重困扰着人类生活。1要研究穷人的经济问题，必找准其约束条件。穷人由于资源拥有量大大低于一般水平，其“经济理性”更多被“生存理性”所代替——可能不是为利润最大化而生产、为效用的最大化而消费，更可能是为生存资料最大化而生产、为维持温饱并寻求道义价值而消费。面对财富的现代化评价机制和穷人处境未被改变的格局，贫困的自增强机制往往会出现。只有深入研究形成这种制度安排的内生逻辑，才有可能改变穷人的生存困境。
　　这种理念通过诺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贫困”观和“能力理论”得以印证与深化：经济贫困其实是社会权利贫困的折射和表现；由于人们只有基于权利平等，才能不论贫富一律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因而和谐、包容的社会是以权利为基础的；而“真正的权利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能力就是个人追求有价值的目标所必备的功能组合，如知识、健康、基本收入等。显然，资金权的获得对于提升个人特别是穷人的能力有特别意义。因而减少和消除贫困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既提供穷人以机会，又提升其能力。
　　在此，构建适于穷人的金融生成机制是重要切入点；而这种机制主要是旨在瞄准穷人的小额信贷运行机理。追溯市场经济的经典逻辑，穷人与其他市场中的个体一样，也具有理性地最大利益化的基本行为模式；区别只在于缺乏资金，好比一个木制水桶的“短板”：资金短板之限使穷人这一水桶不能承受高于短板水平的“水”即财富，因而提供资金是扶穷的顺理成章之举。进一步指出，穷人要求得到贷款，不仅是诉求于发展机会，更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信贷权就是穷人的基本人权。马克思主义认为财产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同样，信贷权对于穷人来说，就是与财产权一样重要的基本权利。小额信贷通过信贷制度革命，克服了因财产权制度造成的发展障碍，即在没有改变财产权制度的情况下，让匮乏财产的穷人也能得到贷款而获得发展机会。以“贷款不止是生意，如同食物一样，贷款是一种人权”为信念，并以事实宣告长久的金融隔离时代终结的GB模式，所奉行的为核心贫困阶层提供信贷服务，更注重帮助穷人中的赤贫者、脆弱集团中的最脆弱群体的理念，早已化作生动实践——尤努斯和他的乡村银行以共享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成就做了很好的诠释。真正赋权与穷人正是小额信贷革命的新课题。
　　
　　二、 小额信贷的标杆效应与中国异化
　　
　　作为最初的一种扶贫手段和向贫困农户（贫困农户是穷人的典型代表，这里将两者等称）直接提供较高利率的无资产担保的特殊制度设计，小额信贷是迄今能找到的保障贫困农户（由于农户是主要需求者，小额信贷常指农户或农村小额信贷）获得信贷基本人权的最基本选择。这里，小额信贷显然是直接瞄准穷人（对人而不是对区域）的机制；随着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金融需要的信贷机制的演化，小额信贷渐渐远离真穷人而出现“瞄而不准”的严峻现实，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作为为穷人提供进入信贷市场的平等机会，小额信贷的瞄准能否真正做到“真扶贫”和“扶真贫”，决定于其制度安排和技术创新——政策瞄准工具是直接瞄准，市场瞄准工具是间接瞄准；而瞄准结果会影响小额信贷市场分配；但并不能自动实现其在穷人间的合理分配——面临着与正规金融服务穷人市场时同样的困境：高交易成本会阻止最贫困户进入小额信贷市场。
　　
　　因而在与成本的较量中，小额信贷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瞄准目标群体即穷人，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可持续成长中的小额信贷如何挑战与克服高成本压力，仍是最大难题。基于我国扶贫的基本政策（满足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扶贫的双重目标；坚持以项目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以区域瞄准方式，主要以县级瞄准方式推动政府主导的全社会扶贫），小额信贷尚未形成动态而精确的识别和瞄准机制。在我国扶贫资金（财政和信贷资金）依中央、省（市、区）、地（市）、县、乡、村、贫困户的路径依序传递中，小额信贷瞄准的命中率直接决定于其与管理成本的动态权衡，因命中率的逐步提高会带来管理成本的相应攀升；反之亦然。因而构建反贫困的瞄准机制的最优选择，在于如何应对这种“跷跷板效应”，在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毕竟强调全部瞄准穷人的小额信贷需要得到额外的成本补偿。而“穷人的银行”——格莱证券金融论文